爱了爱了！古人们的“手办”，各个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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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作为文物大市，被黄河和运河浇灌滋养，在过去的千百年里留下来的文物资源可以说是十分丰富。

仅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就有馆藏文物13000多件（套），其中珍贵文物249件（套），一级文物8件（套），二级文物30件（套），三级文物211件（套）。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和考古价值，更展现了聊城这座城市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去看它们，你会发现这些先民们的“老物件儿”，有着不一样的可爱之处。

这对憨态可掬的明代镇水兽名为“趴蝮”，一雄一雌。雄兽头部方正、有双角，眼睛圆睁外凸、狮鼻阔口，身披鳞甲，四爪扣抓于下部青石基座之上。而雌兽头部圆润，眉目低垂，较之雄兽相比，威猛中又多了一丝温婉的意味。

出于对大自然和神灵的敬畏，人们相信镇水神兽可以镇服水妖，于是常在造船闸的时候雕刻其上，以达防水患、保平安的目的。

古时用于镇水的物种多样，运河中以镇水兽“趴蝮”最为普遍。“趴蝮”又名“蚣蝮”，传说是龙生九子之一，性善好水、喜食水妖，又善调节水量，使河水“少能载船、多不淹禾”，这种美好愿景恰恰与当时的治河理念不谋而合，致使有闸处必有“趴蝮”。黍离麦秀、沧海桑田，镇水兽就像一个图腾，代表着古人治理水患的理想、与水患作斗争的精神以及安稳坚韧的守护意念。同时，这两尊镇水兽也为研究中国传统镇水习俗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你看，这头雄狮目瞪前方，谁能想到它驮的却是一根根燃烧的蜡烛呢？

金三彩雄狮陶灯座灯盘呈仰莲状，座身为狮状，狮左前视，目瞪，嘴微闭，尾上卷，站式，三彩釉。

三彩器是一种低温彩色釉陶器，烧成温度在800℃—1100℃之间，因釉色以黄、白、绿三色多见，故称之为“三彩”。

唐三彩是釉陶发展的高峰，金三彩继承了唐三彩的工艺。狮子与佛教息息相关，佛经中多有讲到狮子。狮子的梵语叫“僧伽彼”，佛、菩萨所坐之处叫狮子座。佛教中用狮子吼比喻佛菩萨说法时震慑一切外道邪说的神威。现在这件藏品被珍藏于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内。

这件圆嘟嘟的“红胖子”，来头可不一般，它名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绘红陶壶，出土于茌平尚庄遗址，现在可是国家一级文物哦。

它的外形十分规整，通高 17厘米，腹径16厘米，口径8.5厘米。

泥质红陶，最大腹径在中上部，颈部饰赫、白彩圈点纹，肩部一周弦纹，弦纹下饰八个钱纹，腹以上有装饰红底彩。这个时期的陶器制作已经从徒手捏制转变为陶车轮制，彩绘红陶壶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它不仅美观，而且实用。轮制陶器是制陶术的一个飞跃，它所使用的简单机械陶车可以看成是现代机器车床的发端，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大汶口文化的彩绘红陶壶，是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活条件下人类生产劳动和思想情感的反映。体现了先民们对生活与美的追求，充分反映了人们在生产实践的启迪下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最初发轫，现在这件藏品被珍藏于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内。

这款造型前卫的香炉，犹如一顶含苞待放的荷花，正端端正正地立在“水池”中，用千百年的时候换来次盛开。

汉博山炉，口径11cm，底径13.7cm，通高12cm，属东汉时期，夹细砂泥质灰陶。

盆形中间一高柄豆，豆盖为模制圆锥山形，上有许多小山峰，印有小鸟与小点纹饰，并有许多小孔用于出烟。

豆盘为圆唇子母口，口敛，鼓腹，圜底，细柄，盆为圆唇平折沿，斜腹平底，内壁有两道凹弦纹，磨光，现于茌平区博物馆四楼在展。

看这挽着袖子切菜的娴熟姿势，必然是厨师没错了，加上一抹自信的微笑，仿佛在说“人是铁饭是钢，吃饱了才有力气思考。想吃啥？都能给你做！”该俑在高唐城东固河出土，它表面所施绿釉为低温铅釉，是以铜为主要着色剂，以铅的化合物为助溶剂，在700摄氏度左右的火焰中烧成，从而呈现出翠绿色。以陶俑来代替人殉葬的风气秦汉时期盛行，相当人性化，汉代重视厚葬，从随葬品可看出汉代日常生活状态，这位陶厨俑一身青绿，在一众陶器里很是亮眼。

这造像是1979年由茌平县广平乡出土的背屏式唐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比丘尼行儒造石刻弥陀像，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造像通高52厘米，宽33厘米，背屏厚5厘米，下部基座厚11.5厘米，石灰岩质地。

造像刻高浮雕三尊像，主佛高18.2厘米，结跏趺坐于束腰莲台之上，主佛双目细长微睁，额头明净，双眉舒展低垂，面露微笑，表情和悦平静，莲座为仰莲束腰式，束腰处雕力士两躯，下为覆莲基座。左右两胁侍菩萨高18.7厘米，头戴花冠，神态肃穆恭顺，造像底座为长方形平台，正面开长方形小龛，龛中线雕化生童子顶托博山炉，两侧以浮雕形式刻护法狮一对，鬣毛卷曲，身体蹲踞，张口瞪目，颇为凶猛。

此铺造像的出土为研究初唐时期山东西部佛教宗派流行趋势、造像雕刻艺术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