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悲剧：从名门子弟到革命导师，切·格瓦拉的一生
多年以后，当直面行刑队的枪口时，切·格瓦拉一定会回想起那个遥远的清晨，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古巴的革命之路。
与大多数革命者不同，格瓦拉并非贫苦出身，他诞生于阿根廷一个富足且显赫的家庭，也许是受家族的影响，格瓦拉从小就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0岁那年，他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就读于医学系并成功完成学业，那时的格瓦拉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以后无论从商从政都是精英名流。
然而时局往往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人生，正如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几乎所有国家都深陷军事独裁、腐败贪污、贫富悬殊等问题中。
国家资源被权贵们所占据，他们夜夜笙歌极尽奢靡，大多数普通民众却像蝼蚁一样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这似乎成了常态。
在学生时代，格瓦拉曾骑着心爱的诺顿摩托车周游拉丁美洲，亲眼目睹了底层人民的贫困和艰辛，这让出身名门的格瓦拉感到了深深的震撼，也因此而埋下了通过武装革命来改变不公平世界的理想。
旅程结束后，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从前的我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1950年代中期，格瓦拉在墨西哥结识了卡斯特罗兄弟，二人一见如故，一起返回古巴领导了武装革命，并于1959年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此时的格瓦拉似乎看上去是非常完美的。
然而理想主义革命者常犯的错误之一是他们知道如何推翻旧秩序，却不懂得怎样建立新世界，夺取政权后，他们常常按照自己想当然的意愿改造国家。
理想主义者的思想通常都是极端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往往都是巨大的灾难，格瓦拉也不例外，他以极端思想开始了一场倒行逆施。
古巴革命成功后，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格瓦拉被任命为古巴的银行行长，负责新政权的经济建设。
在古巴革命之前，古巴凭借其自然资源一直是拉美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格瓦拉上台后，强制推行国有化政策，将古巴境内的外资和本土企业全部收归国有。
这无疑是对私人资本的抢劫，一时之间人心惶惶，外资和本土中产阶级纷纷逃离，从1959年到1962年，短短三年内，就有数十万人不顾生命危险逃离古巴。
如果多数人都选择离开故土，这就表明这个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困境，古巴的失业率也急剧上升，哈瓦那的商店货架很快就变得空空如也。
面对这种情况，格瓦拉不仅没有认识到错误，反而很得意，将其视为破旧立新的开始。
他随即宣布实行配给制度，政府统一规划，发行各种票证，要求人们凭票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古巴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了农奴时代。
所谓革命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革命，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格瓦拉还出台了严格的法令，以防止人们受到西方思想的腐蚀。
法令禁止人们听摇滚音乐、穿紧身牛仔裤、阅读西方的文学作品和看西方的电影以及信仰基督教等，然而格瓦拉在这方面却表里不一。
他禁止人们听摇滚音乐，却自己热衷于甲壳虫乐队，他热衷于高尔夫，抽着昂贵的雪茄，戴着劳力士手表，甚至在被捕前夕都还在听甲壳虫乐队的摇滚乐，过着自己口头上反对的所谓资产阶级生活。
其实享受生活是人的本性，这些都无可厚非，格瓦拉最令人诟病他有一种冷酷、嗜血甚至变态的癖好。
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杀戮对自己来说是生活中的调味品，每天都不可或缺，夺取政权后，格瓦拉曾担任检察长，负责审判和处决前政权的所谓战犯和现政权的所谓潜在敌人。
为了能每天欣赏到令自己兴奋的处决现场，格瓦拉命人将自己办公室前面的一堵墙拆掉，以便一边喝着咖啡抽着雪茄，一边欣赏行刑队处决犯人。
特别是当母亲为了孩子哭泣求情时，格瓦拉会特别兴奋，他会当着母亲的面下令处决她的孩子，格瓦拉就是这样在别人的悲痛中获得一种变态的满足感。
据古巴作家亨伯特·冯托瓦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记载，格瓦拉甚至没有放过被处决者的血液，在被处决之前，他们会被抽血，许多人在被处决之前就被抽得死去。
格瓦拉把这些血液卖给了当时正在打仗的越南，他以此为傲，认为这既支持了意识形态相同的越南，又为古巴创造了外汇。
格瓦拉贩卖血液的事情现在还存在争议，质疑者认为冯托瓦在书中所列举的佐证不能让人信服，而赞同者则认为这种暗黑之事没有确凿的史料也很正常，虽然不能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格瓦拉的冷血和残暴却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格瓦拉在各个方面的极端，导致他的革命战友卡斯特罗也无法忍受，最终两人分道扬镳，格瓦拉离开了古巴继续传播他的革命理念。
格瓦拉的革命理念是用仇恨武装头脑，他认为只有培养对敌人刻骨铭心的仇恨，才能让革命战士成为高效的杀戮机器，形成强大的革命力量。
然而格瓦拉的极端思想却遭到了各地革命者的抵制，在刚果传播革命时，当地的游击队并不接受他的理念，因此格瓦拉不得不返回南美的玻利维亚，继续传播他的理念，这也是格瓦拉革命的最后一站。
当时的玻利维亚正在进行民主化转型，国家总体上趋势向好，而革命通常都是滋生于贫穷混乱和独裁，因此格瓦拉在这个时候鼓动革命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支持。
再加上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抢劫居民的牛羊和家禽，正如格瓦拉在日记中写道，有时候连土豆都不放过，导致了当地民众对其十分反感，甚至连玻利维亚崇尚财产公有的组织都对他感到厌烦。
因为缺乏民众的支持，有的农民甚至主动向政府军提供线索和情报，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很快就遭到了玻利维亚政府军的包围。
这位装扮酷酷的革命导师在被捕时竟然高举双手，大声告诉政府军士兵：“不要开枪，我是格瓦拉，我活着比死了更有价值”。
格瓦拉的被捕有不同版本的描述，有人说格瓦拉经历了英勇抵抗，最后才被捕，但这更像是左派媒体夸大其词的形象，因为如果格瓦拉真的英勇不屈，他完全可以选择杀身成仁，而不用屈辱的面对行刑队的枪口。
格瓦拉在古巴和拉美各国所做的事情无法一一列举，有人将他与波尔布特相提并论，这一点不夸张，两人都是出身名门的有着极端思想的理想主义革命者。假如波尔布特战死在丛林中，到今天一定会被奉为献身信仰的伟大的革命者。
不同之处在于波尔布特成了万人唾弃的恶魔，而格瓦拉在欧美左翼媒体的吹捧下则成了许多人盲目崇拜的偶像，直到今天，他头戴贝雷帽的形象仍然印在许多年轻人的T恤上，究其原因还是他没有像波尔波特那样真正掌控一个国家的政权。
相信人们崇拜的并不是格瓦拉的嗜血和残酷，而是他所代表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包括了不羁、叛逆、个性解放、追求自由以及对强权的说不。
格瓦拉酷酷的形象正好符合这种精神，他又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悲剧人物往往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再加上西方左派媒体的大力吹嘘和包装，格瓦拉就成了被大众盲目崇拜的精神象征。
格瓦拉年轻时有崇高的理想，有改变世界的使命感，这是值得尊敬的，但最终还得看结果，格瓦拉带给大多数人的是比贫穷和不公更加残酷的灾难，这正是理想主义者掌权后的必然结果。
格瓦拉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崇尚暴力的人，。
格瓦拉的故事说明，理想主义并不一定是美好的，有时候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极端和危险的思想，导致无数无辜的人遭受苦难。
理想主义也不一定能改变世界，有时候它可能会被现实和历史所抛弃，成为一种空洞和虚幻的幻想。
格瓦拉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崇拜偶像也要有理性和判断力，不能盲目迷信，要看清楚偶像背后的真实和本质，要区分偶像的优点和缺点，要承认偶像的错误和罪行。
格瓦拉在面对行刑队的枪口时，他是否后悔了他所做的一切？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但我们可以从他的故事中学习到一些东西。
所以对于个人的崇拜最好谨慎，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一个切·格瓦拉似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