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完美社畜理想：姚合与武功体
——读松原朗《晚唐诗之摇篮》
闻一多先生曾说：“晚唐是贾岛的时代”。孜孜不倦的日本学者松原朗用一本书来为这句话做注解。闻先生是这么写的：
“这像是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的三个较有力的新趋势。这边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夹在咒骂声中的，是卢仝、刘叉的“插科打诨”和韩愈的宏亮的嗓音，向佛老挑衅。那边元稹、张籍、王建等，在白居易的改良社会的大纛下，用律动的乐府调子，对社会泣诉着他们那各阶层中病态的小悲剧。同时远远的，在古老的禅房或一个小县的廨署里，贾岛、姚合领着一群青年人做诗，为各人自己的出路，也为着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阴黯由于癖好，五律为着出路）。”（昆明《中央日报·文艺》第十八期）
无论这段话是多么精辟，其中所饱含的时代愤青情绪（不久就将作者引向了死亡）早已跃然纸上。这种情绪也必然影响了他对姚合及其武功体的客观分析。
武功体——晚唐的流量之王
姚合（公元777—842年），是开元年间名相姚崇的曾孙，但在文学史上却以“姚武功”出名，“武功”并非出自其最后官职，而是缘其最初官拜武功县主簿而得。姚合以《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为代表作，开创了风靡晚唐时代的“武功体”诗风。那什么是武功体？姚合、贾岛的这种诗风，在唐朝又何以能碾压被后世大为称颂的元稹、白居易新乐府、李商隐的西昆体等等强大门派，成为晚唐诗坛的主宰者呢？
松原朗根据《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总结出了武功体的几个关键词，
【卑职】
其三：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尘。
其十：微官长似客，远县岂胜村。
其十二：官卑食肉僭，才短事人非。
其二十二：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
【偏僻】
其一：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
其十：微官似长客，远县岂胜村。
其十一：县僻仍牢落，游人到便迴。路当边地去，村入郭门来。
其十三：歧路荒城少，烟霞远岫多。
其十四：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
其二十二：养生宜县僻，说品喜官微。
【贫穷】
其三：到处贫随我，终年老趁人。
其四：簿书多不会，薄俸亦难销。
其十二：官卑食肉僭，才短事人非。
其十七：每旬常乞假，隔月探支钱。
其二十四：久贫还易老，多病懒能医。
其二十五：醉卧疑身病，贫居觉道宽。
其二十九：月俸寻常请，无妨乏斗储。
【职务苦恼】
其三：簿书销眼力，杯酒耗心神。
其四：簿书多不会，薄俸亦难销。
其十七：簿籍谁能问，风寒趁早眠。
其二十七：主印三年坐，山居百事休。
其二十八：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
其二十九：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疏。
其三十：作吏无能事，为文旧致功。
【职场压力】
其六：三考千余日，低腰不拟休
其七：自嫌多检束，不似旧来狂。
其十五：谁念山东客，棲棲守印床。…人间长检束，与此岂相当。
其十六：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
其二十六：青衫迎驿使，白发忆山居。
以及“上下班摸鱼”
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其四）
就架题书目，寻栏记药窠。（其九）
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其二十一）
扫舍惊巢燕，寻方落壁鱼。（其二十三）
印朱沾墨砚，户籍杂经书。（其二十九）
优秀的诗人往往是精致的撒谎者。姚合就这样欺骗了后世。辛文房《唐才子传》说姚合与武功体是：“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敝之间，最工于模写也。性嗜酒，爱花，颓然自放，人事生理，略不介意，有达人之大观。”后世论诗者多因之。然而松原朗指出这个印象实在错得离谱。
唐长安周边
武功县位于长安西约80公里。属于京畿之县。而“县”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可分为：赤县（京畿）、次赤县（次京畿）、畿县、次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下县等十个等级。武功县均为第三等的畿县。按照孙国栋《唐代中央重要文官迁转途径研究》、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二位先生的研究，唐朝文官精英的基层任官路线会遵循如下所示的典型途径：
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正九品下等）→畿县县尉（正九品下）、主簿（正九品上）→赤县尉（从八品下）
赖瑞和先生还说：“畿县约八十多当中，并非个个等同，而以临近长安城的约十个畿县最为紧要，计有蓝田、渭南、咸阳、户县、礼泉、美原、周至等。这几个畿县的县尉，常是校书郎、正字和州参军等迁官的美职。”临近长安的畿县县尉，是由校书郎等官职荣升后的官职。武功县虽并非赖瑞和所揭示的最重要七县之一，却隔渭水与周至北邻，并邻接通往凤翔、秦州的渭水北岸驿道。而从距离来看，武功仅距长安不足七十千米，从长安出发仅需三天即可到达。武功县的条件即使放入畿县中也决非恶劣可言。套到今天，武功县的地位肯定高于延庆密云，应该可以堪比门头沟了。
回头再看《武功县中作三十首》的开篇之作：
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其一
县去帝城远，为官与隐齐。
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
绕舍惟藤架，侵阶是药畦。
更师嵇叔夜，不拟作书题。
这听起来就很像北京市门头沟区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在哀叹或吹嘘自己是在西部贫困地区工作一样。
成功逃顶的幸运儿
姚合虽然是元和十一年（816年）进士（时年已不惑），但因为没当上“最美的起家官”校书郎，所以武功县主簿这个职位也是他凭借别的渠道取得的。《姚合墓志》说：“中令入觐，公随之，授武功主簿”。“中令”正是魏博节度使田弘正。
论起唐朝的悲剧英雄，田弘正虽然不如高仙芝、封长清、颜真卿、段秀实这些人有名气，但重要性上却恐怕要高得多。可以说他才是成就元和中兴的最关键人物，也是元和中兴终结的殉葬者。姚合在中进士后就去河北给田弘正当节度使从事，一开始为节度巡官，后为节度参谋，最后升任观察支使，可以说是相当受优待的。
闻魏州破贼
生灵苏息到元和，上将功成自执戈。
烟雾扫开尊北岳，蛟龙斩断净黄河。
旗回海眼军容壮，兵合天心杀气多。
从此四方无一事，朝朝雨露是恩波。
这是姚合写的少有的“正能量”诗，背景当然是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田弘正破李师道军于阳毂，二月，李师道被部将刘悟所杀，反叛的十二州被平定一事。田弘正因其平叛有功而由宪宗授予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官职。这是元和中兴的定点，也是田弘正和包括姚合在内的所有属下的高光时刻。
这期间姚合也写过“武功体”的负能量：
从军乐二首其一
每日寻兵籍，经年别酒徒。
眼疼长不校，肺病且还无。
僮仆惊衣窄，亲情觉语粗。
几时得归去，依旧作山夫。
其二
朝朝十指痛，唯署点兵符。
贫贱依前在，癫狂一半无。
身渐山友弃，胆赖酒杯扶。
谁道从军乐，年来镊白须。
原来堂堂的进士高材生、节度参谋，每天干的就是Excel填表，浪费视力和指关节的活（每日寻兵籍……眼疼长不校。朝朝十指痛，唯署点兵符）。
然而，就在这期间的一个周末的饭局上，姚合又给老板写了这首诗：
假日书事呈院中司徒
十日公府静，巾栉起清晨。
寒蝉近衰柳，古木似高人。
学佛宁忧老，为儒自喜贫。
海山归未得，芝术梦中春。
“海山归未得，芝术梦中春”。一个四十四岁的下属劝他五十七岁的领导不如早日退休，听起来稍显古怪，实际确实细思恐极。两年后的长庆元年（821年），田弘正由魏博节度使调任至成德节度使，由于朝廷举措失当，成德镇兵变，他与手下三百幕僚一起惨遭杀害。而这时，姚合刚刚凭借着他的举荐，离开河北去武功县任职，实现了成功逃顶。如果不是纯粹的幸运的话，我们只能不厚道的夸赞一下，这位幕僚对危险的敏感度实在了得。
“社畜诗网红”其实是成功人士
按照前面的那个典型途径，姚合其实是用节度使从事的履历代替了校书郎。然后，长庆三年（823年）四十七岁的姚合升任万年县尉，当上了张小敬的上司，真正步入了精英官僚的阶层。唐长安城内分为东西两部分，东半部分就是万年县，辖区内还包括大明宫在内的皇宫区，所以号称“天下第一县”，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东城+朝阳区副区长。然而，在姚合的诗中，还是丝毫看不到“天下第一县”的威风。
万年县中雨夜会宿寄皇甫甸
县斋还寂寞，夕雨洗苍苔。
清气灯微润，寒声竹共来。
虫移上阶近，客起到门回。
想得吟诗处，唯应对酒杯。
姚合还找来了好基友贾岛与自己同住县衙。贾岛写道：
宿姚少府北斋
石溪同夜泛，复此北斋期。
鸟绝吏归后，蛩鸣客卧时。
锁城凉雨细，开印曙钟迟。
忆此漳川岸，如今是别离。
“鸟绝吏归后，蛩鸣客卧时”令人联想到贾岛的名句“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其实，正像后者“僧敲月下门”的“僧”就是贾岛本人一样（贾岛早年出家当了和尚，正是被姚合劝说而还俗的），前者“鸟绝吏归后”的“吏”应该也正是姚合，“蛩鸣客卧时”的“客”也只能是贾岛。松原朗评论道：成为这首诗舞台之万年县县衙所在的宣阳坊，因位于繁华东市的西邻，也近接大明宫，故而其地实乃帝都名流府邸连片之处。然而只读此诗，并不会让人想到这会是繁华长安帝都的中心所在，而看起来与描写武功县馆舍的诗句并无区别。
按照唐朝官场规则，离开万年县尉的姚合仕途果然毫无悬念的步入正规，顺利升迁：
宝历二年（826年）五十岁监察御史（正八品上）
太和元年（827）五十一岁监察御史东都分司
太和二年（828）五十二岁殿中侍御使
太和四年（830）五十四岁侍御史
太和五年（831）五十五岁户部员外郎（从六品上）
太和六年（832）五十六岁金州刺史（从三品）
太和七年（833）五十七岁刑部郎中（从五品上）
太和八年（834）五十八岁户部郎中（从五品上）杭州刺史（从三品）
开成元年（836）六十岁左谏议大夫（正五品上）
开成四年（839）六十三岁陕虢观察使（兼御史中丞，正五品上）
开成五年（840）六十四岁给事中（正五品上）右谏议大夫（正四品下）秘书监（从三品）
近年来新发现的姚合墓碑
最终以“正部级”高官结束仕途。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只能怨他四十岁才中进士，有点晚了。
姚合高升之后，武功体就写得少了。也许是因为心境变迁，也许是因为公务繁忙，也许是因为政治顾忌。在任金州（安康郡）刺史时，他还写了《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
安康虽好郡，刺史是憨翁。
买酒终朝饮，吟诗一室空
自知为政拙，众亦觉心公。
……
还要塞一句“众亦觉心公”，不敢像在武功县主簿时那样肆意宣泄着负能量。但是作为被后世称为“姚贾”的他们这个作诗小圈子的领袖和赞助者，姚合继续发挥着作用。比如如果没有姚合，蜗居长安、一生潦倒的贾岛的很多诗可能都不会产生。
吏隐-懒吏诗为何能碾压晚唐诗坛
“吏隐”这个主题在姚合以前就有。但是松原朗写道：
姚合给自己画了一幅古典诗歌中前所未有的、也是为正统观念所不容的懒吏的自画像。从谢朓、王维、戴叔伦到韦应物、白居易，吏隐的主题一脉相承，但通常只写如何在退政之暇放松自己，为政则决不敢懈怠，更没有写到玩忽职守，不理案牍。
而姚合恰恰写的是怎么一边拿着俸禄、一边上班摸鱼偷懒的“懒吏”生存方式。
松原朗继续分析道：
从贵族时代，再到科举官僚时代，中间夹着安史之乱，社会中枢的骨干阶层则轮换坐庄，这就是所谓中国中世纪史的一般共识。当然，关于贵族的定义本来就很困难，而且安史之乱后随着贵族通过科举而出仕为宦的现象越来越显著，贵族也就无法再单纯地概念化了。然而，作为一个大致的标准，所谓贵族，除了官僚所得的收入（官俸等正规收入以及还包括外快等非正规收入）以外，还持有本族聚居地中所修建的庄园等可供传世的经济基础，相较于此，科举官僚则仅仅依据前者即官俸而已，贵族与科举官僚之间即可截然分开了。而在安史之乱以降，这种科举官僚抬头的时代到来了。
北魏以来，曾经长期实行过官僚零俸禄的制度。北朝的士族当官，根本不是为了工薪，而是为了家族的政治利益和荣誉。他们在经济上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地产。这种情况直到唐朝中期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缺少大家族支持和地产收入的普通庶民通过科举大量当官，俸禄成了他们当官的重要的甚至最主要目的。这群依靠俸禄过活的官场“打工人”自然也不可能再有辞职的勇气。
唐代全社会正在加强形成为一个有机一体的统一体，再也不容许像隐遁者这样非“社会性的”异类的存在。科举制度已织就出一个收罗人才的天网，知识人已无法从中轻易逃出；那个要隐身于社会且独善自在而自己自足的地域共同体，早就被四散扩张的商业经济体所吞没而正在陆续解体。相反，在这样的趋势之中，知识人同时也了解到，他们正在凭借努力而逐渐接近富贵并使得富贵触手可及，而那些富贵却曾是非高门士族出身而无法得手的。正因为如此，这些知识人才在自发地投入到科举的天网之中。对于置身于如此时代中的士人们来说，“辞官·隐遁”的决断就只能给人留下一种违反人情本性并难于被社会接纳的印象。
现在我就大胆尝试解释一下开头闻一多、松原朗先生所说的为什么晚唐是姚合、贾岛的时代。如果说元和初年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是写给朝廷和民间的话，那么姚合的“武功体”针对的是唐帝国的几万名依靠朝廷俸禄过活、而又上升无望的基层官吏。虽然姚合本人其实并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却写出了他们的心声。是这几万人，而不是《长恨歌》、《琵琶行》面对的广大民间不识字的那几千万人，构成了当时诗歌文化受众的主流。他们正如同今天的上千万没有资产利得和分红收入、却要一刻不停的背负房贷和辅导班学费的城市中产。所以在九世纪，姚合在有效流量上能够碾压白居易，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把整个国家和文明也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么九世纪的唐帝国似乎也正与姚合诗中的那种形象神似。在九世纪，步入中年的唐帝国虽然百病缠身，却仍是欧亚大陆上最大的政治体，仅仅是依靠韧性，陆续熬垮了自己的同龄对手回鹘、吐蕃、南诏，但已是无所奢望。在内部，朝廷与藩镇已经达成了一种互相认命的平衡。而黄巢还没有到来。大唐关心的，早已不是开疆扩土，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政治清明，而是两税、盐铁转运这些琐事。就这样，姚合的“武功体”就完美的归属于晚唐。就如同“社畜”这个词不属于50、60、70、80、90年代，而只属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