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生活怎样?为何变得落魄不堪?
相信很多人都对胡适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吧。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哲学家可能也有很多人都读过胡适的一些文章，他在文学方面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是除了胡适的成就之外，你是否了解过胡适的个人生活呢?你也许读到过胡适在留学期间写下的，那些每天都想要打牌的日记，但是你是否了解晚年的胡适又是怎么度过的呢?胡适晚年的生活为何是如此的落魄不堪?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胡适一生，都属于很开挂的那类现代史人物
他位高望重，从27岁进北大当教授开始，就古道热肠助弱扶困，号称学界“头号老板”。可他离开大陆流亡美国那八九年，不要说帮助别人了，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
1949年，他58岁。他的父系祖辈似乎都不长命，其父胡传就只活了55岁，所以此时的胡适，似乎对生命随时终结、特别是家国纷忧早有准备，在文章与日记中屡屡谈及。
而他对蒋氏王朝也失望透顶，所以一旦面临选择时，他决然左右都不靠、陆台都不留不去。那年4月6日，风萧萧中他从上海坐船，漂泊到了美国。
这位前北大校长、前驻美大使，暂时卸掉了一身荣华，至此过起了自力更生大学领薪，完全寓公流民式的数年异国落魄生活。
2.美国一呆，就是九年。住在纽约八十一街公寓大厦
他原信心满满地以为，可以出任哈佛大学一类的汉学教授，可那些洋学者们似乎不希望他去抢饭碗，暗中杯葛。所愿不遂，只好到普林斯顿大学应聘为一个小图书馆的馆长，年薪是五千二百美元。钱不算菲薄，可地位低，名为馆长，其实不过类似大学科系资料室的主管而已。
就是这么一个小图书馆，到了1951年底，校方还嫌费钱，另请了位年薪只需三千五百美元的，技巧性地把他给解雇了。可以说，在美国近十年间，他内心很压抑，给友人赵元任的信中说“精神上十分痛苦”，过去从来不用考虑的经济压力一下子也摆在眼前。
那时的他，一家五口，分居四地：自己夫妇在美国，大儿子胡祖望远走泰国，儿媳曾淑昭在台北，小儿子淹留北平;此前虽然收入特高，但是花钱大手大脚，还经常资助别人，并没什么积蓄，夫妻俩又年老多病，经常要卧床，治病的费用支付都很苦难。
当此时，“小朋友”唐德刚在回忆中说，“适之先生夫妇,年高多病,缚鸡无力,自然更是坐吃山空。他的经济情况与他的健康情况一样,显然已渐入绝境”。以往的佣人也请不起了，凡事都要自己动手，经常一人在家看书，水开忘记，导致浓烟满室。
后来，我读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对话录》、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及1948年以后的《胡适的日记》，很多大道理大事件都忘记了，唯有两件事感慨最深：
一件，他的老妻江冬秀吃不惯西餐，加上经济困难，就自制很多腊肉、梅菜干、咸鱼之类，在阳台上晾晒，有些味道，邻居啧有烦言。胡适心中不安，一次最盼着老妻外出看戏，把这些东西全扔了。
还有一件，就是他从不带钱，带了也记不住，江冬秀就想了一个法子，每晚都给他领带内夹带个两美元，这样胡适每天上下班就可以买票了，胡适为此还很得意，青年学者唐德刚采访他，他还把这件事专程告诉他，呵呵大笑。
这两件虽然都是晚年琐细小事，但是反倒更能看出很多东西来。比如，胡适为人的自觉和温和，是不论穷达，至老弥笃的。
而他晚年生活的困窘，那领带上用来挤地铁的两美元，似乎也都是每天的暗示吧。
3.事情的转机在1957年8月，彼时岛上的“中央研究院”，换届投票选举,公推胡适出任新院长
蒋氏不好违背公意,没有驳回。而胡适在美，也确实生活艰难，加上思国心切，也有意回来。于是在1958年4月，他终于与前清华大学梅贻琦一起返台。
他回来后，立即就任中研院院长，并长期兼任政府清闲部门的要职。他自知余生不多，而在台的那些知识分子和“旧部”，也终于等来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双方一拍而和，准备大干一场。
晚年在台的胡适，他最大的心愿，也是着手进行的事情有两大件：
一，促进学术、文化、科技的独立与繁荣，并竭力扶持年代一代得力人才，拟定出了诸如《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等要领，为日后对岸科技与经济发展迅即 、跻身亚洲四小龙奠定了基础;
二，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威望，努力保障和拓展空间，对蒋氏父子多有直接或幕后的抵制，反对蒋氏连任,并支持组建反对力量。在政事上，他最终的目标和希望，是可以实现国家全面的民主架构。
可惜，那样的环境，他这样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也完全是与虎谋皮，基本是以黯然神伤告终的，但是他也为后来岛上的民主化进程埋下了火种。
4.那时的他，境况改变了，但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完全是一个清贫书生学者的状态
他似乎更加急切地预感到生命无多，全身心地扑在工作。白天，各种见客、开会、演讲;到了晚上，他常年熬夜的习惯的也没有改变，晚11点过后，“才开始阅读、写作、处理公务，常至凌晨三四时”。
他年轻时起每天都只是休息四五小时足够，我还记得在《胡适口述自传》书，他似乎还跟唐德刚说过，一个人每天睡觉超过五小时都是懒人的话。
晚年的胡适，物质生活还是随意，唯一的“奢侈要求”，就是穿的皮鞋“必须用上好的皮革定制”——他对个人形象的在意是自少及老的。
那时的大陆，批评他的风气很猛烈，很多过去的师友对他攻击起来犹如寇雠。但胡适毫不在乎，心理似乎未受太大的干扰，只是很痛心。好在孙子胡复出生了，也随父母回台，胡适享受了一种天伦之乐。
每周日，空闲的很多时间，他都陪着孙儿嬉闹，一起折了很多纸玩具，还频频对着三四岁的孙儿道歉，说是自己太笨什么的，一脸无奈。可万事都不是完全顺心的。他的晚年，最大的痛苦，可能是来自小儿子胡思杜自戕的消息。
1958年5月，他其实已从“泛亚社”香江来电中胡思杜身死消息了，还是差点一头栽倒地下。但他此后没有再提及，大概是拒绝相信吧，死后的遗嘱还说到胡思杜的安排。
就这样，他逐渐走到了生命的终点：1962年2月24日，在中研院酒会上，胡适在大家注目下，发表他人生最后一次讲演后，心脏病猝发，倒地身亡，就此离开了人世。他没有留下什么话，但可以想见，在那秋风透窗的上午，这位安徽人走的十分安静，却又带着许多无法说出的恨事。
他死后，除了藏书，身无长物，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他的老妻江冬秀也许是怀念吧，此后每每对着儿媳“抱怨”：“适之帮助穷书生，开启支票来活像百万富翁，待我如穷措大”。还说他继续“装”的像个慈善家，无可奈何的神情，一脸苦笑。
但是，所有人也知道，在现代中国故事中，即便有太多沧桑与绚烂都已经随风飘逝，但“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已经是永恒的文化流言，有着古老亘新的味道与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