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希濂的自述-难忘的十年改造生活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生于1907年，原为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1949年12月19日于四川大渡河畔被俘，曾先后在重庆市的白公馆、松林坡，北京的功德林里接受改造，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获得特赦。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文史专员，黄埔同学会副会长。
在这篇自述里，他以自己的切身感受，生动地记叙了在战犯管理所生活的往事，描述了自己思想转变的历程，他说：“十年的改造生活，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我永远不能忘记，是中国共产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49年12月19日，我在大渡河沙坪被俘之后，随俘虏队伍经峨眉又被送往乐山县集中。一路上，思前想后，万念俱灰。一想到自己数十年横枪跃马，未曾战死沙场，却落到了今天这种可悲的境地，心里就感到一阵阵的痛楚。
大西南的初冬，虽然不似北方那样寒冷，但早晚的天气，还是相当凉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过夜。十几名押送我的解放军战士围坐在一个柴火堆前，他们一边烤火，一边谈天。当时，我曾对他们讲：“现在你们把西南平定了，将来没有战争不需要这么多军队了，大家到时可以解甲归田，回家乡去了。”我的话刚一讲完，就有一个班长反驳我说：“哎，你这个话不对！我们打垮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以后，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我们要建立一个很强大的国防力量，来保卫我们的国土，不使她再受外国的侵略，同时，我们还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怎么能解甲归田呢？”
听完这个解放军战士的话，我不禁愣住了。真没想到，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竟有这么高的思想、政治水平。这个战士的话，引起了我的思索，使我似乎懂得了一个道理，即：军队打仗，一定要使每一个官兵懂得为什么要打仗，要使大家明白作战的目的，这样才能发挥每个人的战斗力。不然的话，就是装备再好、军队再多，也是没有用处的。
望着眼前红红的火苗，我的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大革命时期那个火红的年代。北伐头一时期，我们当时在广东的革命力量也是很小的，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什么我们能够取得两次东征的胜利呢？看来，最主要的就是每一个官兵都懂得作战的目的，知道应该怎样做、怎样对待老百姓。第一次东征时，在部队中广为流传着这样几个最基本的口号：爱国家，爱百姓；不贪财，不怕死。由于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党代表对官兵们反复讲解这几个口号，在统一广东的斗争中，这个思想一步步深入到了每个官兵的心里，所以部队打起仗来很勇猛。那时，部队待老百姓很好，确实做到了不骚扰百姓，因为每个人都明白军队作战同人民相结合的重要性。因此，从1925年起，只用了不到两年的工夫就统一了广东，促使北伐一直打到长江流域的武汉至上海。以后的抗日战争也是这样，日寇的铁蹄，使不少官兵懂得了抗敌御侮的重要性，所以在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中，许多官兵能够不怕流血牺牲，勇于为国捐躯，以战死沙场为荣。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却违背民意，不思医治战争创伤，建设家园，反而凭着自己有强大的武力，依靠美国帮助装备的部队和美国人的支持，发动了一场新的战争。蒋介石以为凭着飞机、大炮就可以很快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了，可谁知仅仅三年半的时间，数百万的军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地打垮了。
1948年的时候，国民党的力量同共产党的力量对比，在军事上大体上已趋于平衡了。但在整个形势上，国民党已处于很不利的状态。蒋介石为挽救危亡，曾于1948年七八月间在南京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解放战争初期的战争，因我还在新疆任职没有参加，这年8月我从新疆被调回来，参加了南京的这次会议。当时，每一个到会的将领差不多都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大家情绪低沉，会场上笼罩着阴暗、郁闷的气氛。看了这种情况，我当时在会上讲话说：“我从新疆回来，途经兰州、西安、武汉时，碰到了许多团营级干部，他们曾围着问我：‘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打仗？’我当时无言以对。今天，我也要这么问一句，我们为什么要打这个仗？从1924年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我们没有一年不打仗，国家元气损失很大。说句刺耳的话，抗战胜利后，我们应该同全国人民一道来设想怎样把国家搞好，应该把力量全部投入到国家建设上，而不应该再进行战争。军队如果不能理解作战的目的，我们怎能保证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呢？”
……
所以，听了这个解放军战士的话，我内心深有感触。从这个战士身上，我感到共产党对部队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是非常好的，当时我似乎也体会到了国民党之所以会失败的原因。1946年下半年开始到1948年8月为止，仅两年的时间，国民党的军队已损失殆半，而当时三大战役尚未开始，共产党的部队已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了。正因为蒋介石依靠的是飞机大炮，忽略了人的能动性，所以尽管狂轰滥炸，还是无法遏止人民解放军前仆后继的强大攻势。不理解作战的目的，士无斗志，也许这就是国民党为什么有那样强大的力量还会很快被共产党击溃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吧。
这一夜，我想了许多许多，辗转反侧，难以成眠。一方面为国民党部队中许多士兵的死亡感到惋惜，一方面为自己的命运感到心伤。当我们拖着无力的双脚快到乐山县城的时候，远远就看到有不少解放军战士站在城门外。待走近时，方看出有一连左右的人。等我和身后的十几个将官到跟前时，押送我们的一个排长让我们十几个人站到这一连人前面。这时，一个身背照相机的解放军干部出现在队前。我一看，立刻明白这是要给我们这些将官拍照，目标自然是要以我为主要对象。当时，我思想上很反感，心里极为不快，心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已难以活命了，还照什么相？如果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然无存？要死也要死得有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想到这，我便把心一横，准备捣乱。待照相的青年干部举起相机，对好镜头，就要按动快门时，我突然转身扭过头去，使对方没有照成。如此反复了四五次，气得这个干部毫无办法，最后还是没有照成。因为队伍还在行走，不能久停，所以我们也就随着俘虏队伍进城了。
进城后，解放军把我们十几个将官带进一所民房里。还未坐定，在城门口给我们拍照的青年干部就气呼呼地走到我面前，冲着我说：“宋希濂，我是奉命执行任务的，你竟敢破坏我的工作，我枪毙你！”
院里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我身边的十几个将官都为我担起心来。我当时因为态度很顽固，而且早有思想准备，所以仍若无其事地看着这个发怒的干部，冷笑着说：“枪毙我？很好啊！在这个院子里执行，还是到外面去执行？”
“你，你……”这个青年干部被激怒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悻悻地转身走了。
这时，我的部下，几个将官对我说：“不要这样，何必呢。”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顶多不过拉出去枪毙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门口开来了一辆小吉普，点名叫我一人单独上车，说是司令员找我谈话。我的部下一见，个个都感到紧张，又为我担起心来。当时，我也感到事情有点蹊跷，默默地看了看这些随我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部下，心里一阵发酸，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向大家点点头，算是最后的道别，然后猛地转身向院门口的汽车走去。
汽车在城里行驶，开进一所中学后停了下来，我被领到一个年轻的军人面前。此人穿着普通战士的衣服，脸上露着笑容。他一见我走进来，便放下手边的公文，指着桌旁的椅子说：“请坐。”
我打量着对方，猜测着他的身份。正在我满怀狐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为我倒水的战士对我说：“这就是我们的兵团司令员杨勇。”
“什么？”我惊得一下子站起身来。这就是自己战场上的直接对手，第五兵团的司令员杨勇？
“坐下谈，坐下谈。”杨司令员和蔼地笑着说：“宋将军，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在长沙时就曾研究过，估计并非没有争取你起义的可能。有几个人，一个是你的大哥，还有几个是你的朋友，其中有个姓段的，还有个姓刘的，他们当时准备到湖北恩施去找你。但还没等他们到你那儿去，你们已向西退，解放军也已前进了。此后，大家彼此赛跑，联系不上，也只好听任事情的自然发展了。”停了一会儿，杨勇又接着讲：“话说回来，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对过去的事，你也就不必太计较啦。现在你先安下心来，考虑一下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好好改造一个时期，将来到北京去，看一看我们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后，是怎样治理这个国家的……”
杨勇司令员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他很耐心细致地为我讲解了共产党对待俘虏的政策，嘱咐我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好好改造思想。最后临走，他送我出来时又诚恳地说：“宋将军，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些还很年轻，不大懂事，希望你不必计较。”一听此话，我知道是指昨天发生的照相之事，心里很受感动。想不到这么点小事，竟很快传到了兵团司令的耳朵里了。本来是自己的态度不好，可杨司令还这么讲，这使我感到解放军确实了不起。
过了一天，那个照相的工作人员又来了。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讲：“那一天，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我一听，心里也很过意不去，赶紧说：“是我的态度不好，影响了你的工作，实在对不起，以后你爱怎么照，就怎么照吧。”我的话，将围观的人都逗笑了。于是，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但这件事却使我有了很大的感触，多年来，一直难以忘怀。
三、在白公馆里接受改造
杨勇司令员的召见和谈话，确使我很受感动，心情也较为平静了。但一想到今后可能还有服不完的苦役、坐不穿的牢底，和自己的子女不会再有重聚的机会，前途茫茫，仍觉意态索然。
在乐山住了几天，我又被解放军用汽车送到了重庆。住在重庆市化龙桥一栋民房里，我见到了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一见面，我们互相询问了被捕的经过。王陵基满脸愁容，唠唠叨叨，整天担心共产党会把他杀掉。我把杨勇司令员接见的事讲给他听，一边分析，一边安慰他说：“看来共产党是不会杀掉我们的，最起码在近期内不会杀，但坐一辈子牢还是可能的。不过，既然已经到了这步境地，发愁也没有用，不必考虑那么多啦。”
在化龙桥住了五六天，我和王陵基在一天早上被几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上了一辆四面都用木板遮掩起来的卡车，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没有人告诉我们。王陵基一见，悄声地对我说：“完了，要送我们回老家了。”
汽车直奔郊外开去。从汽车行走时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的程度来看，我们知道离市区越来越远了。王陵基由此推断，共产党要秘密处决我们，因而，他的神情越来越紧张。受他情绪的感染，我的心里也画起了问号：“难道不经审判，真要这样枪毙我们吗？”
车子行驶了约半个小时终于停下来了。我们下车后，看这里完全不像行刑的场所，而是一栋周围树木茂盛的两层楼房。一打听，方知这里就是臭名远扬的原国民党军统局设置的监狱——白公馆。
白公馆位于重庆市歌乐山麓，原为四川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将它买下改为监狱，1943年美国和国民党合办“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时，白公馆改为第一看守所。监狱内地方不算大，四周高墙上电网密布，墙外制高点上有岗亭和碉堡，过去这里囚禁过许多有名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及抗日爱国将领。真没想到，国民党为囚禁共产党人而改建的监狱，竟在几年后为我们准备下了。
刚进白公馆，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中年干部，后来才知道他就是这个管理所的张所长。张所长领我们上了一座小楼，在楼西边一间套房前停下来。他向我们介绍说：“这是白公馆里最好的房子，你们猜猜看，谁在这里住过？”我和王陵基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张所长接着告诉我们，叶挺将军当年就是被囚禁在这间房里的。我们听了更感惊愕。白公馆、叶挺住过的房间，真是巧合，我们今天也成为要犯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开始了自己的改造生活。
过了几天，在涪陵被俘的原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也来了，我们三人同住一室，开始时无事可做，只凑在一块儿聊聊天。那时我有几两金子，是交李管理员保管的，就请他以二两换成货币，为我们购买了不少书籍，有马列著作，有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也有一些中外文艺作品，如丁玲、高尔基的小说等。订了报纸，还买了象棋、围棋。这样就有书可看，有棋可下，不再感到那样枯寂了。我和钟彬都是棋迷，没事时就在棋盘上厮杀，常为一步棋、一个子的得失而计较、争执。王陵基在一边看我俩下棋的那股认真劲儿，常常捧腹大笑。他经常讥笑我说：“你连兵团司令都肯让给钟彬，为什么一盘棋都不肯相让呢？”我则没好气地说：“这完全是两回事嘛，你你别往一块儿扯。”
在白公馆的头一段时期，由于人少，所以也没有什么活动，连学习也是自己掌握。后来，刘进（黄埔一期生）、李尤能（中统局西安站站长）、周养浩（军统局重庆特区副区长）、徐远举（军统局重庆特区区长）、沈醉（军统局云南站站长）等人陆续被送来后，所里才开始正式组织我们学习。
学习的内容有：形势教育，主要是读报纸；政治思想教育，主要是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的方式多种多样，有集体学，有自学，有典型发言、集体讨论，也有小组讨论。目的是提高思想觉悟，认清自己过去的罪恶。
当时在白公馆被关押改造的人员中，还有一个级别较高的曾扩情，他是黄埔一期的，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被俘前曾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他住在我们那间房子的楼下，同许多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小特务住在一起。据张所长说，曾多次要他住到楼上来，但他本人不愿意。他认为住在楼上大房间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是大战犯，而在楼下的都是小人物，同大战犯住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的。所以，不论别人怎样劝，他都不愿搬到我们住的房子来。
那时，我们住在一起的九个人也有同样的看法。大家都认为自己即使不被枪毙，也会一直关到死。虽然我们吃的、住的条件较好，管理人员对我们也不错，可大家还是提不起精神。但没过多久，一件突如其来的喜事打破了我们生活的平静，使大家改变了以往的看法，看到了改造的前途。
1950年春天的一天早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突然来到磁器口白公馆看我和曾扩情、钟彬，并告诉我们，陈赓将军（黄埔军校一期，时任云南军区司令及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特地从云南来看我们三人。我们一听都喜出望外，没想到陈赓将军会来看望我们这些被关押的战犯。当时，我的心里也是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陈赓将军不忘旧日的友情，身居高位还能主动来看狱中的老同学、老朋友，惭愧的是自己当年未能追随陈将军去为穷人打天下，反而跟随蒋介石与人民为敌，终至成了一名历史的罪人。
我们三人随周兴乘车很快就到了市区。汽车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住的公馆里停下来，我们被领进戴笠住过的一间宽敞而明亮的房内。陈赓将军一看见我们三个黄埔一期的老同学，立刻笑容满面地迎上来同我们一一握手。当陈赓同我握手时，仍像过去那样，爽朗地笑着说：“你好啊！我们又有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
“惭愧得很，没想到您还会来看我。”我当时紧紧握着陈赓的手激动地说。
“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吗？”陈赓若有所思地问。
“那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来看我。”
“对，那次我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记得当时我曾说，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儿来了！这该给日本鬼子记上一功啊！一晃又是十多年，我们见次面，好不容易啊。”陈赓将军的一席话，很快使我的心平静下来。
接着，陈赓将军又同我们谈起了许多往事，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下午4点。中午，陈赓及周部长还为我们预备了午饭，大家边吃边谈，一顿午饭竟用了两个小时。最后临走时，陈赓将军又给我们讲了讲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勉励我们好好改造思想，他说：“你们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也很好嘛。”同时，他又对周部长讲：“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所以，我们在重庆白公馆时一直同所长一样，是吃小灶的。在生活上，所里对我们几个人的照顾确是无可挑剔的。
回到白公馆，大家知道陈赓将军接见和宴请我们几个人的情况后，也都感慨万分。从而慢慢地解除了对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怀疑，每个人都开始认真地考虑起自己的后半生了
宋希濂(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