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
文|陈卿美
作为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北京大学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大学。作为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又是一所稀里糊涂的大学。北京大学的糊涂,首先就体现在首任校长身上。因为北京大学已经建校120周年,究竟谁是第一任校长还是个有争议的话题。
一种说法是严复。搜索北京大学,首先看百度百科的介绍,“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为首任校长。”据1998年版的《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B九九七)》记载,1912年5月3日,“国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为大学校校长。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此令。’”
也就是说,1912年,北京大学才有第一任校长。但北京大学今年却隆重庆祝建校120周年。这就矛盾了,明明在1898年就已经建校,为何1912年以前的校长却忽略不提呢?
另一种说法是孙家鼐。1898年7月3日,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被清政府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管理学务大臣。还有说法是,同时任总教习。孙家鼐的家乡在安徽,家乡人民一直以孙家鼐任北大第一任校长为荣,认为是孙家鼐创建了北京大学,在各种宣传中都将孙视为北大首任校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在《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说:“……他一手筹办了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大学,这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根据中国史学会编纂的《戊戌变法》记载,在光绪帝向孙家鼐下达任命后,8月24日,礼部通知孙领取官印,“ 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之关防”。随后,户部又通知孙领取财政拨款。既有权,又有钱,孙家鼐貌似成了名副其实的校长。
为何偏偏是孙家鼐呢?因为孙家鼐是官书局的管理大臣。1896年,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李端棻曾上奏,“请京师建设大学堂,系为扩充官书局。”孙家鼐也曾上奏附议李端棻,大力支持建设京师大学堂。由此,孙家鼐担当大任则是顺理成章的。
孙家鼐对于京师大学堂的办学方针,提出了具体指导思想,即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不同于“一才一艺”的同文馆,也不能完全照搬外国大学堂那一套。孙家鼐还曾提出八条具体建议,一、进士举人出身之京官, 拟立仕学院;二、出路宜筹;三、中西学分门宜变通;四、学成出身名器宜慎;五、译书宜慎;六、西学拟设总教习;七、专门西教习, 薪水宜从优;八、膏火宜酌量变通。
戊戌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在孙家鼐的坚持下得以保留,但顽固派对孙家鼐一直攻击不断,慈禧也多次点名批评孙,让孙压力山大。光绪帝被废后,1899 年 7 月,孙家鼐提出辞职并得到批准。从1898 年 7 月 3 日任命,到1899 年 7 月17日辞职,总共379天。
还有一种说法是丁韪良。丁韪良是美国传教士,23岁来华传教,在中国待了58年。说丁韪良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的根据是,丁曾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并是北大的实际管理者。
丁韪良
根据《光绪与京师大学堂》记载,孙家鼐在向光绪提出办学建议时,曾提名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月薪从优, 予以五百金。订明权限, 其非所应办之事, 概不与闻。”这里说的是“西学总教习”,并不是总教习。事实上,还有中学总教习,孙家鼐曾希望康有为担任此职,后来担任辞职的是许景澄。当时的丁韪良是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
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丁韪良带领所有西学教习向孔子的灵位脱帽和行鞠躬礼。这里有个疑点,就是丁韪良带领的只是西学老师,而不是所有老师,因为还有中学教习。
丁韪良走马上任后,《纽约时报》曾刊发报道:《中国帝国大学——美国人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校长》:“华盛顿9月22日电——国务院收到康格大使从北京发回的消息,丁韪良博士被任命为最近由朝廷创建的中国的帝国大学的校长。……据大使称,丁被认为是无可匹敌的。”
1912年,曾负责京师大学堂编书局分纂的罗惇曧在《京师大学堂成立记》一文中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总教习。实权皆在丁韪良,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
坚持丁韪良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的观点认为,孙家鼐的功劳不容否认,但孙更像国子监的监事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部长,而丁韪良才是名副其实的京师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丁韪良任职京师大学堂期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夏,京城大乱,京师大学堂同样受到了冲击。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新恢复,这个曾参与京城抢劫的洋人也被恢复原职。
坚持孙家鼐是北大第一任校长的观点认为,京师大学堂当时的编制是,管学大臣,然后才是总教习。总教习只相当于分管业务的副校长。况且,丁韪良只是西学总教习,而是总教习,不可能管理所有老师。
丁韪良在各种文章中曾多次提到自己“校长”的角色。如在《中国觉醒》中写道:“清政府以五百万两银子作为资本,创办了一所京师大学堂,而我被皇帝下谕令任命为该大学的校长,并被赐予清朝九品官衔中的第二品顶戴。”
“我在担任了二十五年的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后,于1898年又被聘为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这是由光绪皇帝直接下谕令委任的,该谕令还发表在清廷的《京报》上,我的官品仅次于最高级。”
由此看来,事实已经清楚。孙家鼐更多是教育部长的角色,没有负责京师大学堂的具体事务,而中学总教习许景澄当时还在俄国,也没有在京师大学堂工作过。作为西学总教习的丁韪良则是京师大学堂的实际管理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所谓的这第一任校长应是空缺的。既不是孙家鼐,也不是丁韪良,因为丁韪良有实无名,顶多是个代理校长而已,但根本没有任命。
后来人们在提到北京大学时,却很少提到丁韪良,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美国人,还是一个传教士。虽然他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拓者,但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只能将其牺牲。
避讳掉丁韪良可以理解,但非要从1912年开始,将严复算作第一任校长,这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
在北大精神中,包括了“严谨、求实”,但北京大学真的做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