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融的悲情：一手缔造了华晨，却被华晨抛弃，成为通缉犯逃亡19年
提起汽车界的大佬，不得不说说仰融。
1.
仰融是个神秘的人物，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如何起家的，翻遍度娘也找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江湖上流传最多的说法是：
仰融原名叫仰勇，祖籍安徽，出生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家中兄弟4人，二哥叫仰翱，仰翱也同样是一位神秘的人物，据说他在仰融的背后暗中唱和。
仰融初中毕业后做过厨师，后来又承包了个小商店，再后来又到江阴市外贸公司，1989年9月，这家外贸公司发行400万元的企业债券，仰融便拿着这笔现金跑到上海去炒股了，机缘巧合之下，他结识了一位大人物。
这个大人物就是中国金融学院党委书记许文通。许老先生是仰融的临县同乡，非常欣赏仰融。
90年代初，仰融在许老先生的帮助下，在香港注册了一家华博财务公司，主要业务是为人拆借资金，兼做债券和股票，由此，仰融积累了第一桶金。
2.
遭遇金杯，是仰融事业的转折点。
1987年，沈阳农机汽车工业局局长赵希友，奉命将沈阳5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组合成了金杯汽车公司，说白了就是50多家手工作坊的合体，最初的金杯，人员涣散，设备老旧，资金缺乏，简直就是无可救药。
而且当时沈阳已经有了两家汽车公司，盈利状况均良好，金杯是沈阳第三家车企。
跟我们普通家庭一样，俗话说得好：老大照书养，老二照猪养。更何况金杯这个百病缠身的小老三，无法得到政府的扶持，所有的问题都要靠自己去解决。
小老三金杯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问题，说白了，没有钱，刚刚组建起来的金杯就得破产，赵希友为了钱每天愁得不要不要的。
最后赵希友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决定采取股份制来改造机制，挽救企业。
赵希友当时准备募集一亿股，每股一块钱。
为了融到资金，60岁的赵希友亲自披挂上阵，跑到北京体改委的大院里“摆摊”卖股票，不过效果不佳，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也只卖出了一半的股票。
这时，已经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多年的仰融闻讯赶来，一举收购了金杯4600万股原始股，从而踏进了汽车行业。
至于仰融的这笔钱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
3.
入驻金杯后，仰融就开始对金杯进行资本运作。
相比牟其中的简单粗暴，和唐万新的果断大胆，仰融才是真正资本运作的大佬。
下面就是他的一系列操作：
1991年，仰融与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金杯汽车合资成立了金杯客车，其中金杯汽车占股60%，仰融的华博占股25%，华银占股15%。
第二年，华银又把手上的股份都转给了华博。
紧接着，他又在素有免税天堂的太平洋小岛百慕大设立了一个壳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由华博100%控股，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40%的股份也被全部注入这家公司。
之后，又通过换股，将华晨对金杯客车的控股比例扩大到51%，成为控股方。
仰融的目标是让华晨赴美上市，把五星红旗插到华尔街去。
但当时在美上市的条件就是不能私人控股，也就是说，仰融想要赴美上市，就必须放弃自己手中的股份。
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却难不倒资本大佬仰融。
他拉来中国金融学院，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海南华银同自己的华博，四家机构一起在上海组建了一家非盈利机构—中国金融教育基金会，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通过“事业创收”出资10万元，华晨则出资100万元，随后，华晨的资产以划入的方式全部注入了基金会。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上市的条件成熟了，而华晨的实际控制权还在仰融手里。
4.
1992年7月，金杯汽车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10月，以金杯客车为主要资产的华晨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股”在华尔街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融资7200万美元。
当时的金杯是怎样的一家公司啊！老旧的厂房，厕所是漏风的，主要生产的海狮客车每年只能卖出2000辆，99%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进口，工资回笼的资金还不够买零部件，简直连个像样的手工作坊都不如。
可在仰融的运作下，沈阳金杯的上市文件竟通过了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查。
华晨的上市让仰融一战成名。
资金到位了，仰融就将资金大力投入汽车研发，他把全公司最优秀的研发人员都集中起来，针对当时销售势头正猛的长春一汽的“解放”牌面包车，开发了一款低成本的海狮新车型。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外界看来很有趣的事情。
仰融曾经去长春拜访过一汽董事长耿昭杰，耿昭杰态度很傲慢，仰融很不忿。
海狮新车型设计出来后，仰融又拿着图纸找到耿昭杰，对他说：这是我开发出来的新车型，我这个车一卖，你的小解放肯定就不行了，但是我开发这个车呢，也肯定要亏本。我一个月生产500台，一年打个折就是5000台，你每台车给我10000块，总共5000万，我把这个型号的许可证卖给你。这个情况，我现在通报给你，如果你不同意，我就按照我的方式干了。
耿昭杰觉得仰融肯定是疯了，所以根本没理会他。
没想到，新海狮推出后，大受欢迎，仅一年后，小解放就由盈利转入亏损，两年后退出了市场。
5.
新海狮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后，仰融又把目光投向了家庭轿车。
当时的中国市场，原有的“红旗”牌和“上海”牌轿车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国内的汽车状况可谓“百病缠身”。
在业内领袖都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仰融提出了“要制造拥有百分百知识产权的中国轿车。所有的人都以为仰融在痴人说梦。
仰融十分推崇《孙子兵法》中的一句名言：知变则胜，守常必败。他的思路往往不同于常人。
1997年底，仰融开始筹划从德国引进技术和设备，打造一条年产10万辆轿车的生产线，并出资一亿元，与清华大学联合成立了清华大学汽车工程开发研究院，并且先后与宝马，通用合资，与丰田合作，控股雷诺，收购沈阳航天三菱，一些列操作，仰融称之为“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当中最成功的当属宝马，宝马几乎是带着华晨一步狂奔，华晨宝马为华晨带来每年约40亿元的利润。
在”五朵金花“的簇拥下，仰融研发自主产权的轿车就不再是闭门造车。此外，他还请来了意大利殿堂级设计师乔治亚罗参与设计。
2000年年底，第一代“中华”车在沈阳下线。仰融兴奋地手书一幅“中华第一车”的书法作品。他宣称：到2006年，中国汽车业滩头阵地上唯一敢向外国企业叫板的，是我华晨。
仰融绝非吹嘘，法国雷诺公司的常务副总裁杜迈考察华晨后，对仰融说：世界革命从巴黎开始，中国汽车的革命将从你身上开始时。
此外，仰融还涉足金融等行业，华晨帝国逐渐显现，市值最高达246亿，包括5家上市公司和158家关联公司，被称作“华晨迷宫”。
6.
中华牌轿车下线后，仰融发现才用的三菱发动机与车型不匹配，动力不足，而三菱方面拒绝技术更新，在此情况下，罗孚进入了仰融的视野。
罗孚是一家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厂，近年来亏损很严重，正急切地在全球寻找买主。
当时看上罗孚项目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吉利的李书福，但罗孚认为仰融更适合。
双方的合作方式是：罗孚的所有产品都搬到中国生产，产品出口欧洲的用罗孚品牌，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生产的则用中华的品牌，罗孚帮助华晨完成发动机更新换代，并在发动机上打上“中华”的商标。
我一直觉得仰融是一个有着很深民族情怀的人，这一点在他给公司的命名上可见一斑。
经过考察，仰融决定把罗孚项目放在浙江的宁波，但当地部门却不希望仰融把罗孚项目放在外省，并且提出了“大连方案”，双方各不相让，最后终于闹僵了。
由于当初的股权设计，仰融是通过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持有华晨股份的，而这个基金会是国资背景，华晨在所有权上属于国有资产，而仰融不过是个经营者而已。
于是乎，仰融被出局了，2002年6月，华晨中国宣布解除仰融的董事会主席和行政总裁的职务，理由是：不恰当地作出与基金会的业务方针相违背的业务决策，并因而不能顾及本公司股东的集体利益。同时省公安厅发布公告，仰融因为涉嫌经济犯罪被辽宁省检察院批捕，而此时的仰融，早已经逃到了美国，罗孚项目也就此终止，为了终止合同，华晨赔了两亿多人民币。
记得以前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仰融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就是英雄，世间哪有我这样的英雄？
英雄也罢，奸雄也好，是非功过，谁能说得清呢？江山代有才人出，无愧我心便好。
仰融的名字会永远被铭记。
